每天下午三点是朱芸接单的“忙时”，而第二天早上8点则是出车频率最高的时候。在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朱芸也经常会接到表扬电话，“有表扬驾驶员开车平稳的，有表扬驾驶员考虑细致的，也有表扬驾驶员会聊天的，各种表扬的都有。”朱芸笑着说，这也是她和同事们一天轻松开心的时刻，除了工作获得肯定，表扬信还会为驾驶员带来考核加分。

 

　　有一件事，让朱芸记忆犹新。“一次一位领导出差去合肥，一路上，这位领导与驾驶员很聊得来，于是返程时特地让办公室主任继续预订这位驾驶员。办公室主任电话里听岔了，以为是说不要这个驾驶员，就重新申请了另一位司机。后来领导收到信息一看不是原先的驾驶员，问是怎么回事，办公室主任又打来电话说，很抱歉听错了，还需要上次的那位驾驶员。”朱芸娓娓道来，“此后领导还特意打电话给驾驶员解释这个误会，很关心驾驶员的心情。”

 

　　包括这件事在内，朱芸也发现：“公务用车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较车改之初，更能理解调度人员和驾驶员的工作，处处很客气也很尊重。”

 

　　公车调度平台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用车信息也已形成一个数据库。朱芸从中还得出一些工作技巧。有一次市委组织部组织了一项涉及十多个单位参与的活动，在用车事宜上，组织部的原则是让各单位自行解决用车问题。随后，朱芸的调度平台上接到了超过十多单出发点、出发时间及目的地相同的订单。“我猜测这有可能是一次集体出行，于是找到牵头单位打电话确认。”确定后朱芸与对方协商将十多辆轿车改为一辆大巴车，“对方很满意，说坐一辆车更好，大家相互之间还能聊聊天。”

 

　　车改后，如何做到既节约资源又提高效率、如何做好公务用车后续保障成为一项新的重要命题。对于公车服务中心将来是否走市场化道路，朱芸告诉《决策》：“还在待定中，目前我们都属于聘用制。”

 

　　“车改后”的新问题

 

　　像剥笋一样，公车改革正在一层一层完成。

 

　　据了解，安徽省内地市级车改基本完成，部分区县也正在实施。多地的公车改革被当作2016年改革的第一枪在积极推进中，县域车改动员大会则较集中地在3月份前后举行，一位车改领导小组组长曾在动员大会上表态：“公车改革，既要改成，又要改好”。

 

　　事实也显示出，车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改与变，往往是复杂与辩证的。

 

　　长丰县杜集乡纪委书记朱迎春告诉记者：“以前讲公车，就是三个三分之一，领导办公三分之一，领导家事三分之一，驾驶员三分之一。虽是调侃，但基本就是现状，公私兼顾。”

 

　　含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斌锋告诉《决策》：“车改之后，自己感觉非常轻松，没有每天安排车辆、照顾不周的压力；没有经常被要求保养、维修、加油的烦恼;也没有看着浪费心疼却碍于情面、三缄其口的无奈。”

 

　　毋庸置疑，车改遏制了公车浪费与公车私用。严管的氛围下，没有人会再去冒公车私用的风险。不过，车改后一些新的忧虑也显现出来。

 

　　“从上面下来调研的大幅度减少了。”从省到市县，调研减少的现象无一例外地相同。

 

　　林增告诉记者：“调研减少现象虽与用车不是直接关系，但用车是影响因素之一。”林增坦言，“省里改了市里也改了，你到人家那里去，人家也不方便。”

 

　　在林增的印象里，以前的调研“客观上存在多和滥，干扰基层、骚扰基层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他同时认为“很多必要的调研也是应该的。现在除了很必须很必要的下去外，更多的是通过文件资料传递信息，包括会议、开视频会，这种方法很便捷，传递意思也很明确。反过来思考，它又是与当面去布置是有差距的。文件资料看得再多，纸上得来终觉浅，跟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还是有差距的。”

 

　　林增还告诉记者：“你不深入调研，人家给你写上来的东西都是官话成分多。车改之后，重点工作重心任务会选择下去调研，像这样的调研申请用车是有保障的，但保障也是有条件的，另外还需要努力争取。不像从前，想好了问题协调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除此之外，与基层对接密度大的部门干部对公车改革的担忧相对更多一点。“对于开发区和一些业务部门来说，需要经常深入企业，最远的地方有近50公里，坐公交车需要一两个小时，打的需要一百多元，每月车补是远远不够用的。”一位问卷调查对象留言说。

 

　　朱迎春透露，一碗水端平很难做到，也存在部门受车改影响工作的。“比如需要上级验收的，上级部门说‘没车，我去不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只能派车去接一下，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去找上级部门，而不是他们来找你。”朱迎春坦言，“时间上我们拖不起，一项工作在手上耽误了，项目资金可能就拨不下来。”

 

　　车改正在向基层末梢延伸，改革前进中，欣喜与忧虑同在。对于车改中出现的新问题将来如何消解，林增说：“也只有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文中黄凡、林增、陈广运、李青、朱芸、高盛、陈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