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我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偏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我国产业结构和布局、社会库存水平、产品附加值低、物流运行中的体制约束、物流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等都密切相关。首先，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不足5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在70%以上，加上产业布局方面的原因，我国煤炭、矿石等低价值原材料消耗大、运距远，导致我国的物流规模大，运输成本高。虽然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高，物流环节平均收费水平是我国的2倍左右，但2010年，我国单位GDP的货运周转量相当于美国的4.7倍。其次，我国的社会库存水平高、资金周转速度慢，资金占用成本偏高。2010年，我国工业企业库存率高达10%，相当于美国2倍左右；而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第三，我国产品的附加值低。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率)为20.7%，而美国为33.3%，相当于我国的1.6倍；日本为37.4%，相当于我国的1.8倍。第四，我国物流运行中体制性约束依然严重。物流市场条块分割，一体化运作难度大，时空效率提升慢。第五，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等等。收费公路政策并未与之有直接关键的因果关联。

 

　　2014年，随着我国物流需求规模增速减缓，物流业转型升级加快，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已有所下降。

 

　　取消公路收费不一定会降低物流成本

 

　　我国收费公路的通行费标准一般是在公路通车时就确定，并长期保持稳定的，大都维持在十几年前的水平。照此趋势，大部分高速公路都无法在现行收费期限内清偿债务。

 

　　对高速公路这种存在“拥挤效应”的公共产品采用使用者付费政策，不仅可以回收成本、筹集维护资金，还可以利用收费标准调节平衡路网流量，发挥公路的最大效益。

 

　　取消收费公路政策后资金缺口将以高额税收弥补

 

　　我国收费公路的通行费标准一般是在公路通车时就确定，并长期保持稳定的，因此大都维持在十几年前的水平。以北京为例，京石高速公路执行的收费标准是1994年制定的，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标准是1998年制定的，八达岭、京哈、京开、六环等高速公路的标准是2000年制定的，而京承高速公路、机场北线、国道110线等2001年后陆续建成的高速公路执行的也是2000年制定的收费标准。2014年全国高速公路一类客车平均收费标准为0.46元/公里，货车计重收费基本费率平均为0.086元/吨公里。近些年来，随着公路征地、材料费用、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公路造价也在逐年攀升。以四车道高速公路为例，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造价为每公里2000万元，到2004年上涨到了每公里4000万元，2011年上涨到每公里近8000万元，近两年上升到1亿元。而目前执行的收费标准大都是按照十几年前的公路造价和维护成本设定的，根本无法支撑现在的高速公路实际建设维护与融资成本。

 

　　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收费公路累计建设投资总额为6.14万亿元，债务余额为3.85万亿元。2013年度，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3916.0亿元，支出5487.1亿元，收支缺口1571.1亿元，与2011年缺口323亿元、2012年缺口566亿元、2013年缺口661亿元相比，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高速公路每公里债务余额从2011年的2551万元上升到2014年的3300万元，增长29.4%，而每公里通行费收入却从346万元下降到332.7万元，下降4%，出现了债务“越还越多”，收入“越收越少”的状况，照此趋势，大部分高速公路都无法在现行收费期限内清偿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