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四：

　　如何监督保留车辆的使用？安徽、湖北等省明确规定，一方面为保留车辆安装识别号牌，为社会监督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安装定位系统，便于内部监控车辆的运行轨迹，并继续实施节假日公车定点封存制度。

 

　　通过这些措施，车改后公车私用问题有望解决，但“拿着车补仍坐公车”的新问题接踵而至。在陕西省委巡视组对杨凌示范区进行巡视时，巡视组发现有个别“拿着车补坐公车”的现象，并给予当事人行政撤职的处分。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地方在车改后都建立了车辆服务中心或车队平台，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公车集中管理，在社会化方式无法提供出行服务或突发应急时保障公务出行。但对使用这些车辆的条件并无细则限定，使车辆服务中心的监督管理容易存在“真空地带”。今年4月，已经实施车改的深圳市被媒体曝光“10人开会带8个司机”，其中就有领导干部参与车改领取了车补，但在去广州开会的公务出行中仍向车辆服务中心申请使用了公车。

 

　　专家建议，对车改后各地建立的统一车辆服务平台的运行和监管要加强，对平台车辆的数量、用途要有严格的限定，防止一些地方把各部门公车集中在一起，“新瓶装旧酒”应付车改。

 

　　焦点五：

 

　　公务出行长期享受实物保障，不少公职人员养成了“出门就要坐公车”“坐车必须门到门”的傲娇习惯。公车猛然间被取消，有些人一时难以适应，甚至有“没了公车就不出门”的懒政心理。

 

　　西部某地的一些乡镇干部反映，车改后乡镇没了公车，少数干部就不下乡了，即使领导给交办了任务，也能不下乡就不下乡。“乡镇上很多人是事业编制，目前这部分人并没有领到车补，心理不平衡很容易反映到工作态度上。”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专家认为，车改初期这样的思想在所难免。但在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只要考核和监督跟上，公职人员是不会因百十元钱的车补而冒险去“懒政”的。

 

　　叶青说，不少人担心没有了公车，到省委大院、省政府大院等安保级别高的地方开会不方便。其实把私家车停在黄线外，把工作证交给执勤武警就能进去，这么简单的事情在不少干部看来都是难事，车改重要的就是破除这样的惯性思维。

 

　　当然，在各地实施车改时，也有因制度衔接不到位而造成公务出行缺少保障的情况。广东江门市一位镇党委书记说，我们镇是江门最偏远、最穷的镇，到市里开一次会开车需要两个小时，拿车补自己开车的情况下，花费高、负担大。

 

　　汪玉凯说，车补是用来保障在划定范围内的公务出行，这个之外就应该由差旅费来保障。尤其针对偏远地区的出行，车改之后这两方面的衔接细则要因地制宜尽快完善。

 

　　记者了解到，部分省份已经开始修订差旅费管理办法，做到和公务出行补贴有效衔接。陕西还在研究制定“私车公用、额外补助，包干使用”的办法保障跨行政区域的公务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