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性管理存在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

 

　　我国汽车产业管理体制几十年来的持续完善，为推动汽车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新老问题，如政府干预市场经营、政出多门且管理重复等。而管理体制虽有几次革新，但仍是换汤不换药，依然延续投资、控制、准入的老思路。“有关机构在梳理我国汽车产业政策时发现，政府部门出台的许多规章根本未经过国务院审议通过，这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过多的汽车管理规范成为企业发展的‘紧箍咒’，让其不堪重负。”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指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十八大以来，不断深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汽车产业管理体制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是经济体制在汽车产业的具体投射。”在此大背景下，我国汽车业要实现由大变强的新目标，须有合适的产业政策来释放市场活力。

 

　　当前，汽车业面临的新形势也要求行业管理体制进行适应性甚至是预期性的改革调整，以促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刘世锦称，车市增速放缓，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资源要实现重新配置；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将吸引很多新企业涉足；　新商业模式、业态的出现，将重新调整利益格局。报告认为，要正确认识新时期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要围绕最为突出的问题展开，抓住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利历史机遇，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且考虑到全球汽车产业近年来的变化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总思路在法制化框架下以创新为导向

 

　　报告提出，管理体制改革须符合我国汽车业创新发展的战略导向，营造健康发展的产业环境。面对汽车业正面临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付于武提出：“要围绕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发展这个核心，制定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以汽车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为方向，以新能源汽车为重点，构建包括国家实验室、汽车产业研究院和创新联盟等不同层次、相互衔接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转变体制机制方面，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张绥新则表示，要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取消一些不合理的准入审批，允许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进入，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在大家普遍关注的改革思路上，报告提出要以法制化、集约化、自组织化、国际化为主要方向，并由以企业和产品为双重管理对象转向以汽车产品为主要管理对象；　由前置性管理为主转向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位一体”共同监管；经济性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我国汽车产业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制定一部《道路车辆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不同管理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和利益边界。”在刘世锦看来，“行业管理一定要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宗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部长石耀东总结称，报告基于问题和困难，全面梳理了汽车行业管理体制“是什么，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提出了一些探索性思路和建议。

 

　　张绥新告诉记者，当前企业要在异地投资建厂，需经过政府的层层批准和备案，还要斥巨资购买一个所谓“壳资源”，即已经破产、不存在的，但有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按照现有政策，企业不能委托其他有闲置产能的企业生产，这极不利于企业产能的及时调整。

 

　　针对上述的准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报告提出法律体系建设、投资项目和产品管理改革、推进“绿色税制”、市场监管等十项改革建议。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可分为项目审批、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市场准入、市场监督、市场退出五个阶段，而前期的投资、生产及产品准入是核心。

 

　　对此，刘世锦建议：“汽车行业可以采用负面清单的准入办法，企业的生产、投资、建厂、兼并都可以交给市场、交给企业。政府只需从宏观经济出发把握项目的节能、环保、安全等重大问题即可。”

 

　　在建立型式认证制度方面，张绥新称，当前汽车产品认证过多，政府部门过度重视事前管理，而企业一旦取得认证后却又缺少事中、事后的执行监管。所以要精简认证，强化生产一致性管理，完善事后的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产品认证中，汽车技术标准、法规至关重要。据介绍，我国政府部门制定标准法规的过程较为缓慢，且经常出现标准严重滞后的情况。一些进口车曾为了满足我国现行的认证标准，不得不把一些先进技术改回到十年前被淘汰的技术。付于武表示：“按国际惯例，汽车标准应由学会、协会等第三方权威行业机构来认证，通过专家的力量来推动标准的制定，进而上升为法规。”此外，张绥新提到，行业管理还要在销售和售后等环节投入更多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