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单位”是什么单位？从已公开的报告中还难一窥究竟。但能“长期占用”，说明占用与被占用间很可能是种合作关系。今年4月，新华社曾披露几起车改乱象，如深圳龙华新区城建局副局长田晖南坐的私家车，“司机”却是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更早之前，还有河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局长袁某长期占用省肿瘤医院的豫AG0748号牌公车，被举报后归还。

　　

　　无论是占车还是占人，均属违规，更别说其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去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各部门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此前舆论担心，囿于行政传导链条较长，在地方、基层易出现这类情况。可如今连一些国家部委都顶风违纪，试问车改严肃性何在？

　　

　　本轮率先在中央层面启动的公车改革，被外界评为“史上最严车改”。今年年初媒体曝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已封存3184辆公车，部分公车已落槌拍卖。可一旦“长期占用”渠道被私下打通，很可能出现公车明减实“增”趋势，到头来不仅会吞噬车改已取得的成果，还易导致车改局部落空。

　　

　　在此情势下，必须对各政府部门、机关单位长期“借车”现象加以制衡。虑及几部委也存在这类问题，监管上必须强化“顶层设计”，并一体执行，辅以追责刚性。在中央对借占用公车已有明确禁令的前提下，还有33个中央部门和单位无视禁令，说明有些监管“上溯”力度仍不够。

　　

　　此番审计部门“点名”科技部、文化部等，是对违规问题的震慑。从收支预算等层面发现违规端倪，理应成监督车改的常规机制，这种审计越细致越好。而对背后一系列疑问——剩下那31个部门和单位是哪些？被占用公车的又是哪些单位？会有怎样的后续整改问责，公众也希望问号能尽快拉直。

　　

　　而“借用”其他单位车辆现象多发，也提醒车改监管部门：车改不能光看是否管好狭义范围内的公车，也要管住类似于“变相配车”的其他乱象。有些机关看似守住了公车编制数，可在编制外也有“配车”，只不过“挂的是民牌，登记在企业”。这就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加强管束敏感度，开展专项整治和不定期清查。更重要的，是实现开门车改，将各部门、单位拥有的公车统一标识、车牌号公开、经费公示，也突破公车运行轨迹数据仅纪委内部人士可查的掣肘，实现开门车改，发动民众监督。

　　

　　说到底，公车改革的关键，还在于管住权力滥用的通道，这就需要让监管覆盖面与震慑力更强，严厉打击阳奉阴违的做法。如果车改在“制度最严”与“路径弹性”之间游移，或许难以摆脱潮起潮落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