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安全条例（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粗粗看了一下，问题甚大，主要是核心条款缺失。
　　
　　《校车安全条例》核心条款，在我看来，应该是费用条款。即生均承担的校车费用，必须控制在怎样一个标准范围内。
　　
　　查《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现有条款，其实质内容基本为技术条款，例如专用车道、优先通行、不得超载，以及对从业人员的资质要求甚高等。技术问题本来有国际国内的经验供参考，制定出来不难。现实问题是技术要求越高，运行成本越高，不明确财政补贴标准，甚至不能避免校车营运被垄断，被灰色利益化。如果因此导致了相当部分家庭经济压力过大，甚至承担不起校车费用，至于相当部分的孩子有校车而坐不进去，问题就严重了。
　　
　　特别在农村，校车负担其实已经成为学生家庭的沉重负担。以我所生活的乡镇为例，大规模撤校后，一个农村的孩子，为了上学，往往每天要往返数十里，必须坐汽车了。汽车确实有得坐，由完全市场性质的机构提供。尽管管理不规范，车况不太好，人员素质堪虑，且超载是平常事，安全隐患严重，但费用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并不低，是800元/学期。一年两个学期，就是1600元，占到了本市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4。又因为路太远，孩子只能吃在学校，整个费用就更加难以令农村家庭承受。比之大规模撤校前，尽管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但一进一出，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不是减轻了，反而是大大地增加了。
　　
　　在此基础上，如果将规范校车营运的成本主要增加给学生家庭承担，以北京市的实践为例，该市朝阳区曾进行校车试点，在政府给予补贴的前提下，学生依然要依据路程远近，每人每月缴纳校车费用300－500元，对于相当部分农民家庭，恐怕只能用灾难两个字形容。遑论农村面积广大，村落零散，同样的校车，运行在农村，运行成本还要远高于北京市区。更遑论还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了。（《京华时报》）
　　
　　所以，必须在《校车安全条例》中增加费用条款。
　　
　　具体的费用标准，对于民众自然是越低越好，甚至免费最好。但公共财政以及社会赞助毕竟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如果实现不了校车的免费运行，也必须保证新增成本主要由公共财政承担，保证学生家庭的承担压力不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尤其在农村，必须与当地人均收入挂钩，至少应明确收费标准最高不得高于同期当地人均收入的20%（其实已经很令农村家庭痛苦了）。在此前提下，鼓励、要求不同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家庭的承担比例。
　　
　　学生家庭所承担费用与与校车运行费用间的差距，主要由公共财政承担，必须由公共财政托底。如是，不仅迫使地方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杜绝不合理成本，且正因为此，“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才不成其为空话，而真正为坦荡荡地勇于承担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