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甘肃正宁县“11·1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十来天了。十几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此时，国务院正在加班赶工《校车安全条例》。温家宝总理日前做出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这项制度修订。一起造成19名幼儿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已经无可补偿。尽管相关部门及时公布结论，积极回应民意，但对这起事件的善后工作，公众最大的期待，就是通过制度完善，让校车从此行驶在安全的轨道上，不再支付血的代价。

　　校车安全危机一天不解除，孩子随时有可能进入险境。这让无数公众都把目光聚焦在《校车安全条例》之上，那么，校车安全的制度赋权如何才能经得起考量呢？

　　没有好的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好的执行。过去也有一些关于校车安全的规章制度，问题是，那些制度层级太多，根本就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很难被执行。《校车安全条例》承载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制度改变，将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样，就可以通过相应罚责，来凸显法律的效力，更好地为校车保驾护航。

　　众所周知，法律是社会矛盾最重要的调器。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会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的博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校车安全立法的首次部际会议上，教育部、财政部、公安部等部委间在一些方向性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的原因。当然，利益博弈不是什么坏事情，各方利益能够得到充分平衡，最终出台的制度才会更容易被执行。

　　怕就怕的是，各方利益主体都站在自身的利益立场，过多考虑自身的责任压力，最终导致这种博弈走向艰难复杂的境地。对于校车安全来说，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校车的生产、技术、配备、责任主体、校车权限，如何建立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校车所需资金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很显然，这些内容都事关诸多部门的利益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校车安全进行赋权，自然容易陷入复杂争议。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在一个月内让这项法律制度顺利出台，而且保证质量呢？其实，校车安全看似复杂，解决起来并不难，说到底，就是能不能真正站在公共安全的立场与魄力。解决校车安全问题，不缺技术与能力，缺的只是相关部门真正让利于民、还权于民的决心。

　　毕竟，校车安全方面，全世界有太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这种问题，也不同于其他文化意识，很多东西甚至完全可以复制使用。在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是家庭轿车和公共汽车的40倍。校车事故发生率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低的，百万公里事故发生率仅为0.01，火车是0.04，飞机是0.06，其他公路车辆是0.96。原因很简单，就是相关生产标准是严格的，硬件条件是优越的，安全设施是齐全的，安全检查也很到位。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当然就是很好的资源。只不过，需要公共财政支撑。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为校车安全问题支付那么大代价后，政府能不能真正痛下决心为这笔庞大的开支进行埋单？

　　到现在为止，我们才提出赋予校车跟公交车同等的路权，这本身已经是很可悲的了。放眼全世界，校车拥有优先路权，早就成为一种普适的制度了。美国多个州的《驾驶员手册》上都印着“孩子的生命安全超过一切最有价值的财富！”；欧洲多国违反“校车优先”原则的，在道路交通法规中都将被处以最重惩罚。我们现在表示将赋予校车跟公交车同等的路权，而这种路权优先的层级是否足够，仍然值得拷问。不要忘记，这些年，公交路权优先给人的感觉太过有限，而且很不具有操作性，这些，又如何在校车路权优先中得到纠偏呢？

　　一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即将出来的这项法律制度，能够对校车充分赋权吗？对此，我们拭目以待。需要提醒的是，到现在为止，这项工作尚未邀请学界专家参与。如果只由相关部门关起门争议，利益博弈纠缠不清，责任牵扯争议不断，恐怕只会误时误事。那么，现在就很有必要让更多民意介入，来吁请政府真正痛下决心，还利于民，还权于民，让这项制度在短时间内得到充分完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