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表示，应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协调机构，负责“全国校车安全工程”。校车在行驶过程中，应享有一定特权。
　　
　　应由国家安监总局牵头
　　
　　今年两会期间，周洪宇曾递交《关于实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提议在全国推行“校车安全工程”。他表示，应成立专门协调机构负责“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牵头单位，公安部、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司法部等为配合单位。这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去年实行的《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为基础，制定适合中小学生乘坐需要的校车各项技术标准和校车生产准入制，制造符合标准要求的校车。
　　
　　政府引导结合市场运作
　　
　　他建议“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导，一方面靠市场运作。国家对学生车费补贴，由各级政府财政按比例分担，如东部发达地区自己解决，中部一般发达地区中央、地方各半，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承担70%，地方承担30%。对校车生产厂商和校车运营方则给予政策性优惠，比如对校车主要零部件可减免税收，校车运营所得税部分减免等。
　　
　　周洪宇表示，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路线则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予以财政补贴。要知道详细校车安全运行程序等规范性要求、校车安全维护、维修等标准程序，由公安部门监管。
　　
　　校车行驶中应享特权
　　
　　他还主张，校车在行驶过程中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只要校车停靠在路边上下乘客，校车旁边车辆都要停驶且保持车距。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等相等，甚至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觉避让校车。
　　
　　- 对话
　　
　　“政府买单校车 侧重农村地区”
　　
　　人物：贺延光 身份：著名摄影记者，采访中多次遇到校车塞满孩子的情况。
　　
　　甘肃校车事故当晚，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通过微博，发布一张去年拍于云南的超载校车照片，引起关注。
　　
　　新京报：能谈谈你拍这张照片时的情况吗？
　　
　　贺延光：去年11月11日，云南洱源县，我们去卫生院采访乡村医生，卫生院旁边有个幼儿园，有几十个孩子。当时正好赶上他们放学，孩子们都往一辆车里挤，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新京报：对于校车问题，你做过哪些调查？
　　
　　贺延光：我住的小区有几家国际学校，时常能看到他们的校车。我留意了一家加拿大国际学校的校车，原来只是普通的颜色，现在都换成醒目的黄色，很国际化，运营很规范，比如必须要把孩子交到家长手里，如果孩子家在马路对面，司机调头也要把孩子交到家长身边，不会让家长和孩子穿马路。
　　
　　新京报：对于校车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贺延光：政府完全可以(把校车)全管起来，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校车费用不应转嫁给学校和家长，该由政府承担。尤其是要侧重于农村地区，农村偏远，交通不便，教育投入薄弱。有网友想通过募捐等公益行动来资助，我不太赞成，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让公益来代替。本报记者 张太凌
　　
　　“校车安全监管 应该立法明确”
　　
　　人物：袁桂林 身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新京报：能谈一下政府购置校车的经费问题吗？
　　
　　袁桂林：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回家要坐车，这是学校布局调整合并的结果。政府不肯把学校布置那么多，布置学校多要多花钱，政府想少花钱办教育，甚至不花钱办教育。
　　
　　校车购置和校车运行都需要经费，他们也缺少更多的经费用于校车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实行以县级财政为主，而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区，很多县的县级财政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了。
　　
　　新京报：校车安全事故，应该向哪个部门问责？
　　
　　袁桂林：没有法律能说清楚这个职权在哪里，没任何法律依据。校车管理现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负责，但共同管理共同负责就是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缺乏责任主体。校车究竟隶属哪个部门管，在公安、教育和交通等部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权分工。
　　
　　新京报：校车安全，是否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被提及？
　　
　　袁桂林：《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谈到了学校安全，但都没提“校车”俩字。“学校安全”指校园内安全，但校车运行是校外，这都没提，这是很不该的。教育部门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找不到责任主体。
　　
　　事故发生在路上，那就按普通的交通事故来处理，这对孩子们不公平。如果用普通交通事故来处理校车事故，我认为是最低标准。校车事故频发，却在问责对象上含糊不清，这种现状应该改变，相关立法上应予以体现。